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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2019-09-18来源:TechWeb
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落草为寇迅速升迁

张作霖祖藉河北河间,其父张有财是一赌徒,因迷恋赌博,被仇家杀死。张有财死后,张作霖母亲改嫁于村中兽医,张作霖也开始了兽医生涯。但张并不安于行医为生,不久便落草为寇了。

张作霖,字雨亭,生于1875年,奉天海城人。祖籍直隶(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原本姓李,因李家姑奶奶嫁后未育,过李家子为嗣,改姓张。

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携家带口步行两千余里,历时半载,初秋时节,来到山海关外的广宁东界(今属黑山高山子一带)安家落户。

张永贵凭着两只手,或拓荒,或扛活,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到了张发(张作霖的祖父这一代),已成为一殷实的庄户人家。不仅有房有产,而且人丁兴旺,四子皆长大成人,务农为本。惟独三子张有财(张作霖的父亲)不屑此道。迨张发给四子娶妻之后,便过世了,四子乃分家,各立门户。

张有财娶妻邵氏,生有一女孩。邵氏因病早逝。其后,张有财又娶本村王姓寡妇为妻,王氏曾与前夫生有一子,名作泰,亦即张作霖的同母异父兄长。改嫁到张家后,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名作孚,即张作霖的二哥,另一个儿子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出生不久,张有财迁到掌寺(今大洼东风农场)。这里离辽河很近,是广宁到田庄台、高坎、营口的交通要道,市面颇为繁华,张有财凑钱开了一间杂货铺子,维持生活。

张有财热衷于赌博,十赌九输,杂货铺子填不了这无底洞,终于破产。张有财于是南走大高坎,在杜家店当了伙计,但他仍不务正业,有时和住店老客耍钱,有时设赌抽头捞外快。

张作霖对其父所作所为,初感到好奇,觉得好玩,时间久了,也开始实践,因而小小年纪便开始迷恋于赌博了。后其父因赌被仇家杀死。

张有财死后,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身支撑家业,贫病交加,度日如年。没办法只得变卖了房子还了债,举家迁往广宁南二道沟娘家栖身,当时,张作霖年仅15岁,在外祖父家时,两个舅舅对张作霖很好。

但因父亲的影响,张作霖也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母亲送他去私塾,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肯受先生管束,不到一年即辍学。王氏又怕他学坏,东挪西借几吊钱让他做小买卖,先让他卖包子,他边吃边卖,卖的恐怕没有吃的多,自然赔本。

而后张作霖又当货郎,好容易赚了几个辛苦钱,他又送进了赌局,最后把货郎担一并“交”给了赌友。王氏伤心不已,让他学木匠,他嫌辛苦,甩手不干。就这样一个人,干啥啥不成,可却有些小聪明。王氏为生活所迫,改嫁村中的兽医,耳濡目染,张作霖学会了相马医马的本领,而后自己也当了兽医。

张作霖的“聪明”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有一次,因为欠邻居的钱,王氏愁眉不展,张作霖脑子一转计上心来,他故意把邻居的肥猪赶入水池中,猪受惊大叫,张作霖也大叫:“猪落水了。”村人闻声赶来。张作霖奋勇跳下水,托着猪上了岸。邻人感激不尽,对张作霖大加夸奖,并对王氏说,你所欠的钱就不用还了,算是对你们的谢意。

兽医没干多长时间,张作霖嫌呆在家里太闷,又跑到附近的大车店当伙计,给客人捧茶倒水,套车卸车。大车店南来北往的各种人物给张作霖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情况,辽西巨匪冯麟阁也曾住过这个店,和他谈了许多有关土匪的生活,并引诱他入伙。

在大车店干了二、三年,张作霖流浪到营口与一班流氓赌棍厮混。甲午战争爆发时,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在熟识的清军小官援引下,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由于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然而清军移防关内时,他便开小差回小黑山了。

回家以后便自吹自擂,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中了他,把二女儿许配给他。赵家女张作霖当货郎时就认识,张作霖卖针线,赵家女买针线,两人暗生情愫。结婚后,张作霖搬进了岳父家,他不改旧习,一有钱便去赌局鬼混。赵占元夫妇苦口婆心地劝他谋个职业,张作霖于是重操旧业,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这时,附近一带一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大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张作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小头目和土匪。

一次,张作霖赌输了,没钱还赌债,一群无赖逼着他还钱,没钱则扒衣服。张作霖冒着刺骨的寒风落荒而逃,幸而遇见了豆腐钟三,钟三脱下自己的羊皮背心给他御寒。赌徒们便逼钟三追回背心,钟三没办法,骑着驴赶上张作霖。看见张作霖的狼狈样,钟三恻隐之心大起,不仅没要背心,而且把卖豆腐的钱以及那头驴一起送给了他,张作霖遂得以逃脱。钟三的情谊,张作霖感激涕零,一直铭记在心,以期厚报,张作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时,把钟三请到奉天和北京,于是中南海“大元帅”府里便出现了一位常来赴宴的钟三爷。

久赌无好事。由于在赌场和别人吵架,张作霖以及其二哥张作孚被人以“通匪为匪”的罪名告到广宁县,而后被捕,送到省里受审,幸而岳父托人作保,以“查无实据”被释。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方面赌场不得意,一方面在村里又抬不起头,终日闷闷不乐。无聊之极,他毅然离家找到了巨匪冯麟阁,经冯介绍,加入了广宁董大虎匪帮。当了“胡子”以后,张作霖主要充当“蓝把子”,负责“看票”,即看守人质,他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不久便又脱离了土匪队伍。

当时辽河沿岸许多村镇的豪绅地主,为保卫身家财产,勾结土匪,建立了“保险队”之类的地主土匪武装。张作霖受此启发,请求岳父出面联络附近村屯的大户,网罗散兵游勇30余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而后“保险队”扩大,张作霖移到了北镇中安堡镇。“保险队”名义上维持地方治安,其实是为地方有钱有势的人“保险”,但是所有摊派一律按地亩分派。在坐地抽饷之余,“保险队”还经常去“保险区”外勒捐,倘若不成,便绑人为质,甚至公开抢掳,实是“合法”的土匪。

既然抢掳,就难免和其他“保险队”发生冲突。有沙俄匪军支持的金寿山匪股势力较张作霖大,本想招收张作霖,被张作霖顶了句“我的事你管不着”。于是策划他的干儿子打入张作霖部,在1901年2月(旧历腊月三十日)的一天,袭击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窜至台安县八角台镇,受到张景惠的欢迎。

张作霖能说会道,又比旁人多个心眼,张景惠便愿意让出第一把交椅,让他当“大当家”,自己为“二当家”。张作霖为了避“鸠占鹊巢”之嫌,推辞一番。张景惠诚恳地说:“你的才干胜我十倍,第一把交椅非你不可。”张作霖于是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从此,张景惠成了张作霖的重要伙伴,一直相依为命。

张作霖在八角台安了身,却未安下心,因为周围还有许多匪帮骚扰,他于是联络镇安县红螺砚的汤二虎、汤玉麟,杀了土匪头子项昭子,擒杀海沙子,击败“五大哨”(五帮匪徒),声势大振。而后又吞并其他小股土匪。瓦匠出身,远在锦州的张作相也前来投靠。

张作霖深知自己要生存下去,必须取悦当地土豪劣绅。于是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如举人李雨浓,附生陶允恭、方克猷,贡生张程九,秀才杜泮林等。

出身“绿林”的张作霖决不是什么杀富济贫、扶危救困的那种“绿林好汉”,相反,他是依附土豪劣绅的土匪。

为了升官发财,张作霖带领手下人用计,得到奉天将军增祺夫人信任,主动受抚招安,归顺朝廷,并在日俄战争、剿灭其他土匪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辽西匪患严重,清政府也无可奈何。1901年2月,署新民厅抚民同知廖彭向盛京将军增祺建议收编“保险队”,以补官兵不足,加强地方统治。

张作霖和一般土匪不同,一般土匪不过是要钱要财,而张作霖却另有野心。他和张景惠等商量说,我们长期在绿林吃黑饭,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看不如借现有的一点本钱,向官家讨价,张景惠等表示听“当家的”。张作霖接着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自有办法。不过在未实现之前,必须严守秘密,否则事情未成,遭人笑话。

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奉天将军增祺

众人问有什么办法,张作霖压低声音说,奉天将军增祺在沙俄入侵之时带家眷逃到锦州、义州一带,后来同到奉天。前些日子听说已派人接他的家眷回奉天,要从我们这儿通过,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到时候大家都得听我的命令行事,违者绝不客气。

不久,增祺夫人和随从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的一条荒僻路径,被张作霖连人带物全部截住,一并押解到新立屯街上。增祺夫人心中恐慌不已,钱财被抢自是意料之事,只恐自己受辱。谁知这股土匪虽不是彬彬有礼,倒也有几分恭敬,增祺夫人和侍女被安置在最好的房舍,所携财物秋毫无损。

张作霖则亲自招待随行中的重要人员,陪他们躺在榻上抽鸦片,等瘾君子们陶陶然之际,张作霖愁眉不展,哀叹道:“我们当土匪的也是被逼上梁山哪!”随行人员本来以为不死即伤,备受凌辱,谁知受到礼遇,“劫匪”招待颇周,连自己的嗜好也得到满足,有些受宠若惊,于是问这个“当家的”贵姓。张作霖答道:“我就是张作霖。”然后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并表示愿意为国家效力,随行人员便将此事报告给增祺夫人。增祺夫人大为惊奇,决定和张作霖面谈。

张作霖心知机会难得,于是整整衣冠,入室行大礼参拜,恭恭敬敬地说道:“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增祺夫人在说了一番劝降的话之后,许诺道:“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一定向增将军建议收编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张作霖大喜,说道:“假如我张作霖能带众兄弟投到增将军麾下,为国家效命,有生之年,决不忘掉增太太的大恩大德。”

增祺夫人回到奉天,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增祺,增祺大感诧异,遂命新民府知府曾韫办理此事。1901年9月,张作霖经当地士绅陶允恭、张程九等18屯绅商各界代表作保,由新民府知府手下红人赵经丞引线,晋见曾韫,表示愿接受清政府收编,效忠清廷。为抬高自己身价,张作霖除率原来所部约200余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其他匪股约100余人,总计300余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

这样,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经主动受抚,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当张作霖到奉天“谢委”时,督军署总参议问他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坦率地回答:“我想升官发财。”

1903年8月,清政府对地方军队进行整编,张作霖与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游击马队营,人数减至185人,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1904年,游击马队营由民间筹饷改为政府发饷,张作霖再也不担心被看成“胡子”、“土匪”或“马贼”,而是由国家发饷的堂堂营官。

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双方都千方百计笼络辽河沿岸“胡子”、“马贼”、“保险队”为其效劳。辽西悍匪金寿山、冯德麟、杜立三甘心附逆,投靠日本主子,张作霖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会儿附俄,一会儿又投日,左右逢源。战争初期,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金钱和枪械,暗地里帮助俄军搜罗粮草,提供情报;随后日本军队逐渐占了上风,他又不惜在日军面前立誓画押,为日军效劳。可以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虽然没有重视这位小小的营官,但日张勾结的萌芽自兹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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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将军赵尔巽

日俄战争中的投机使张作霖的武力大大增强,1905年,游击马队营扩为3个营,1906年扩为5个营,张作霖任五营管带。而后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銮为总办,把全省地方军队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五营为右路,冯德麟部为左路。可见,后起的张作霖与老前辈冯德麟已经并驾齐驱了。

张作霖的“青云直上”与他善于讨好上司大有关系,得知总办张锡銮爱马,张作霖即赠以良马,新民知府贪利,则馈以金钱;为巴结张锡銮,他还拜其为“义父”。“义父”回奉天,他亲率250名骑兵护送,奉天当局财政困窘,他又将白银万两呈给“义父”。这样一个体贴上司的下属,怎能不得到上司的青睐和重用呢?

张作霖在受抚前,和杜立三有过冲突,杜扬言要决一死战。后来经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调解,杜、张结为“金兰之交”。1907年5月,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密令发审处委员殷鸿寿会同张作霖设法剿灭杜立三。张作霖颇为踌躇,他倒不是顾着与杜立三的“金兰之交”,而是杜立三手下人马众多,加之又老谋深算,狡诈多疑,强攻不但没有把握,甚至会赔了老本,考虑良久,张作霖决定设计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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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三

张作霖先派人以结义兄弟名义向杜立三贺喜,说省里专门派了委员前来招抚,给他的官衔比自己还高,请他速来新民面见委员。杜立三怎会轻易上当,他母亲和弟弟也认为凶多吉少,拒绝前往新民拜会殷委员。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作霖请来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宗叔父,由他劝驾,杜立三不能不掂量掂量。杜泮林轻信了张作霖的花言巧语,又亲见了省里派来的委员,证明确实是招抚,绝非欺骗,于是慨然写信劝杜立三接受招安。杜立三见了堂叔的亲笔信,觉得堂叔讲得很有道理,替他想得很周到,于是做了严密布置后,于1907年6月6日,亲率随从10余人到新民府会见殷鸿寿和张作霖。

随从人员留在招待处,张作霖陪同杜立三晋见殷委员,殷鸿寿本来打算同杜立三一同吸鸦片,乘机捉拿。谁知杜立三机警过人,一直坐在背靠墙、面向大家的地方。张作霖见第一招不成,于是和殷鸿寿起身。殷高声叫道:“送客!”杜立三起身走在前面,走到门口,便转身请殷委员“留步”。正在这时,有人从背后扑上来将其紧紧抱住,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按倒在地,摘下手枪,捆绑起来。当晚,杜立三就被枪毙了。

杜泮林得知后,才明白自己上了张作霖的当,责备张作霖“卖友求荣”,张作霖厚颜辩解他是为“地方除害”。杜泮林毫无办法,对张作霖说:“你向总督请功去吧!”杜立三死后,其部下有的逃散,有的被张作霖收编,有的则成为辛亥革命党人组织武装的对象,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则怀着复仇之心参加了辛亥革命。

擒杀杜立三,使张作霖不但吞并了杜立三的部分武装,势力大增,而且接收了杜立三的财产,人财两得,并且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蒙赏银两千两”,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真是名利双收!

由于张作霖剿匪有功,又被调到辽源、洮南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族匪帮。

蒙匪陶克陶胡投靠沙俄,扰乱地方,使徐世昌大为忧虑,几次派人剿捕不成。1908年,特派张作霖部攻打陶克陶胡。此时,张作霖所部已由5营扩为7营,队伍增至3500多人。张作霖为了升官发财,在追剿蒙匪中非常卖力,他率领军队在漠北荒原与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死战。有一次,他率军在沙漠中行军800余里,穷追陶克陶胡。1908年,终于击毙白音大赉,并把陶克陶胡逐出内蒙。

然而,张作霖所部军纪败坏,沿途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真是名副其实的“官匪”。在“官匪”剿土匪的过程中,广大蒙汉人民灾难深重。当时有些蒙古族人民,对张作霖恨之入骨,编成歌谣说:“白了头发掉了牙,没见过红胡子来驻扎。”

张作霖受抚是为了当官发财,辛亥革命则给了他当更大的官、发更多财的机会。

武昌起义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准备以不流血的方式使东北脱离清政府而宣布独立。经过协商,大家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并研究如何迫使赵尔巽出走,谁知会议内幕被叛徒李鹤祥向赵尔巽告密。

赵尔巽立即召集立宪派头子袁金铠等地方士绅商量应对措施,袁金铠跪在赵尔巽面前声泪俱下,愿以身家性命担保,重用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为欺骗群众,赵和袁密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11月11日晚,他们召开筹备会,推举赵尔巽为总会长。12日下午在谘议局召开了军、政、农、工、商、学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赵尔巽亲自到会,张作霖紧紧跟随,张景惠等则密带手枪在会场内外警戒。

大会首先由赵尔巽讲话,他说了一些要各界人士各务其业,不要“稍有异动”的话,随即被革命党人赵忠鹄打断,要求他宣布东三省独立,会场立刻紧张起来。张作霖迅即登上讲台,掏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大声嚷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暗藏在会场中的汤玉麟等纷纷掏出手枪,横眉立目。大家被这种土匪式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手无寸铁的代表和革命党人只好散去。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保安会”顺利地成立了,旧官僚充斥其间,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

此次事件后,革命党人抛弃了“和平改革”的幻想,准备武装起义,11月17日在沈阳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张榕为会长,派其他人员分赴各地发动起义,这引起张作霖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注意。

由于张作霖在辛亥革命中“办事得宜”,袁世凯特地致电加以鼓励,并特别赏给张作霖约值两千金的军需物。张作霖也回敬袁世凯人参一支,约值六千金。这样,取得了奉天统治者信任的张作霖,又博得了袁世凯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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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蔚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任命蓝天蔚为北伐军都督。1912年1月中旬,北伐军到达山东烟台,准备在东北沿海登陆。为免除后顾之忧,赵尔巽与袁金铠商议,决定由袁和张作霖商定除去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

1月23日晚,张榕为拉张作霖,在奉天平康里德义楼宴请张作霖。酒饭将毕,袁金铠对张作霖说:“荫华(张榕字)在蜚红馆有个新相知,名小桃,雨亭可以看看去。”于是张榕和张作霖边谈边走,进了蜚红早已准备好的房间,两人一面抽鸦片,一面恳谈。一会儿,张作霖借口告辞,张榕不疑有他,仍陶醉在云烟雾海之中,突然冲进两个军人,举枪连连射击,张榕当场死亡,血流满床。这两个军人都是张作霖的部下,一个叫高金山,一个叫于文甲。

于文甲随即领人抄了张榕在小北关容光胡同的家,张榕家损失财产共合现银5.53万余两。当晚,联合急进会秘书田亚宾被汤玉麟杀害,家也被抄,张榕的好友宝昆也被金寿山杀害抄家。此后数日,奉天省城血雨腥风,张作霖大肆搜查革命党人,凡他们认为形迹可疑或剪去发辫之人,即行砍头或关押,全城人一夕数惊,张作霖“杀秃子”的恐怖气氛弥漫全城。事后,赵尔巽在张作霖报告杀害张榕、田亚宾、宝昆的旱文上写道:“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

张作霖“杀秃子”有功,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张作霖受宠若惊,在清廷风雨飘零之际,他主张“勤王”保卫小朝廷,甚至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然而一看到清朝气数已尽,加上袁世凯密信许诺重用,张作霖摇身一变,效忠袁世凯,并通电致贺袁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袁世凯

清帝退位后,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东三省都督,东北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发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连张作霖所部巡防营的兵士也有转向革命方面的。

2月16日晚,各路巡防统领在张作霖公馆打牌,弄得乌烟瘴气。跟随张作霖多年的马弁梁二虎按革命党人的指示,想下手击毙这群民贼。不料在抽手枪时,被金寿山从穿衣镜中发觉。金寿山大喊:“不好,有刺客!”众人慌忙躲藏,梁二虎被卫兵击毙。

张作霖的部下营长刘景双经革命党人介绍与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结婚,夫妇二人率骑兵200人,时刻准备对张作霖下手,为杜立三报仇。然而由于张作霖在梁二虎事件后,防范甚严,终未得手。

1912年6月19日,即旧历端午节晚上,奉天省城部分官兵在革命党人孙祥夫的鼓动下哗变。张作霖乘机排除异己,大开杀戒,被杀者达200多人,以后张作霖又陆续遣散“有嫌疑”的官兵两千多人。这样,张作霖部几乎独霸了奉天省城。

9月11日,袁世凯将张作霖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为中将师长,其亲信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分任该师的旅长、团长,驻防省城。张作霖的部队继从“胡子”变成“巡防营”后,又从“巡防营”一跃升为堂堂正正的“国军”二十七师了。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最凶悍的一支反革命武装,在东北地区成为左右奉天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

武装强惧东北称王

张作霖虽然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又左右了奉天,然而他想称霸奉天,进而称霸东北并不容易。因为在东北既有日本人支持的“宗社党”,又有吉、黑两省督军,何况上有张锡銮,下有冯德麟,张作霖的处境可谓极其微妙。明白了袁世凯对他是恩威并施,既笼络又限制,张作霖便装出一副大老粗的面目,扬言:“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

1913年3月31日,袁世凯以“筹商边疆要政”为名,首次召见张作霖,对张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绩”大加夸奖,并表示“本总统有厚望焉”。张作霖则把自己搜括的财产拿出一部分作为军饷以表示效忠袁氏,袁世凯则报之以李,奖给他一等勋章。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张作霖领衔率东北反动将领为袁世凯涂脂抹粉,指责黄兴图谋私利,表示自己愿为前躯镇压革命。

尽管张作霖一再表示“忠心”,袁世凯仍不放心。1914年8月,袁企图以仅次于都督地位的护军使之职,调张离开老巢至内蒙。张作霖自然不愿,他致电给陆军总长段祺瑞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分明是抱怨袁世凯过河拆桥。此外,张作霖还鼓动奉天豪绅巨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氏收回成命。

其时张作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在奉天呼风唤雨,使张锡銮无法督政,一再向袁氏辞职。这样,张作霖便开始谋求奉天的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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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銮

1915年,张作霖两次入京结交政府要人,他先拜段芝贵为师,由段带他引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温语慰问,并赐“虎柄军刀”一把,张作霖为打消袁世凯的疑虑,故意装粗卖傻,见袁跪地行大礼,口出脏话。他还嘱咐随从,把前门外八大胡同所有妓院统统包下,给袁世凯“老粗无大志”的印象,以期得到提拔。袁世凯欲帝制自为时,张作霖又竭力吹捧,发出“速正大位”的密电。

但是,张作霖想做奉天督军的阴谋并未如愿。1915年8月,袁世凯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张作霖虽然心中不快,但对段仍曲意奉承。段芝贵坐镇东北,是为了助袁称帝,而张作霖在这件事上,比段芝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奉天表决国体投票时,他亲率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造成了清一色赞成君主的“民意”,他还密电袁世凯“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此种不要命的态度,在袁世凯的亲信中,也是少见的。

袁世凯称帝后,论功行赏。张作霖以一师长资格,破格封为二等子爵。然而张作霖大失所望,问“子爵是怎回事”?听到“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张作霖大怒道:“吾何能为人作子?”于是请假表示不满。

袁称帝后的袁世凯不久便四面楚歌,张作霖对此早有对策。他一方面对袁表示愿为南征先锋,等骗到了饷械之后,又翻脸变色,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驱逐老师段芝贵,夺取督军大权。

自称“不懂政治”的张作霖在“驱段”这出戏中表演得异常精彩。他利用冯德麟与段芝贵的矛盾,让冯出头角斗,自己在幕后操纵。

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冯德麟

冯德麟为“驱段”找到了张作霖,说:“段芝贵是清末的败类,贪官污吏,人所共知,现在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们决不甘心,应赶快驱逐他,由奉天人来干一干,雨亭以为如何?”张作霖一听正中下怀,于是向冯“请教”驱段的办法。冯说:“这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唱黑脸,和他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唱白脸,用‘吓’字向他威逼,使他畏罪而逃。张作霖心中暗喜,鼓掌赞成说:“好!让各方面人也知道,我们奉天人是不好惹的。”

于是张作霖布置军队夜间开枪闹事,自己到“将军署”对段说:“冯德麟把兵开来了,要进兵沈阳,反对将军。”段芝贵忙问怎么办,张作霖道:“不要紧,我有防备。”段芝贵刚安下心不久,张作霖又要报告:“这回冯把二十八师全开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并声称二十八师和二十七师部分官兵联络奉天各界团体要惩办帝制祸首。

听到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浑身发抖,又问怎么办。张一言不发,在桌上大书一个“走”字。段芝贵如梦方醒,马上致电中央要求去天津养病,并调官款二百万,军火若干,乘专车赴京。段离奉时,张作霖向他赠送大批礼物,并满脸戚容作悲伤状,盼望段早日回奉,背地里张作霖却通知冯德麟,拦截段芝贵,向他索取私带的公款和军火,让他当众出丑,无脸再回奉天。

当段芝贵专车到达沟帮子车站时,冯部汲金纯指挥的一个团,由邱团长带领登车检查。邱某上车后即向段芝贵宣读奉天军民团体打来的电报,指责段为帝制祸首,又携款畏罪潜逃,希望汲旅长截住段芝贵押赴沈阳依法惩治,段芝贵吓得失魂落魄,狼狈不堪,担心回沈阳老命不保。这时,张作霖又致电让专车通行。

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段芝贵

正当段芝贵向袁世凯哭诉冯德麟的无理时,张作霖密谋袁金铠起草了《奉天保安会章程》,由袁金铠出面,成立自治期成会,奉人治奉。袁世凯大吃一惊,在段芝贵的极力推荐下,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袁世凯死后,改称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样,借着全国反袁,张作霖阴谋得逞,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因督军一职,张作霖与冯德麟势同水火;因任用新人,又与汤怒目相向。冯、汤二人携手反对张作霖,但最后还是败在张的手下。张巩固了自己的位置,成为说一不二的“奉天王”。

张作霖接到奉天督军的任命时,一喜一惧,喜的是多年的目的已经达到,惧的是冯德麟发难,于是演了一出假退让的戏。他立即召集所有弟兄开会,会上痛哭流涕,大骂段芝贵阴险小人,离间兄弟感情,并发出通电,力辞任命,力荐冯德麟做督军,说奉天局面非冯不能安抚。北京政府复电不准,张作霖再次请辞,再次不准。最后,汤玉麟说:“你一定要辞,北京政府要是另派一位外省人来,我们怎样办?我看还是就了吧。”大家纷纷表示说得对,张作霖才勉强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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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玉麟

冯德麟也不是三岁小孩,张作霖几滴眼泪再金贵也抵不上督军大权呀!于是冯德麟坚持不就军务督办一职,闭门谢客。张作霖亲自登门,低声下气地说了许多好话,冯德麟懒洋洋地提出两个条件,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与督办公署一样。这明摆着是抢张作霖碗中的肥肉,张作霖怎肯同意,但他也不当面回绝,却电请袁世凯调解。袁世凯则说帮办公署不便另设,帮办公费每月可拨15万。张作霖于是拿了袁世凯的电报和15万去见冯,冯如数退还,坚请辞职。

张作霖又派二十五旅旅长孙烈臣携款30万拜会冯。冯回到省城时,张作霖又亲往拜见,冯德麟冷冷地接待了他,也不回拜,并拒绝出席张为他准备的接风酒席。张作霖却表现了宽容大度,把酒席抬到了冯府,并招来十余名歌妓助兴。

在张、冯矛盾日益尖锐之际,又发生张作霖和部下汤玉麟之争,冯德麟乘机联合汤玉麟反张。

张作霖任督军后,任用了一批新人,如谈国恒、杨宇霆、王树翰、王永江等。张作霖自比汉高祖刘邦,大言不惭地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任用新人引起了老部下的不满。

汤玉麟时任省城密探队司令,其所部胡作非为,常用军权侵犯警权,而出任奉天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的王永江对此绝不宽容,一次把汤的部下宋某逮捕下狱。汤玉麟向张作霖发牢骚:“天下是军人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高高在上管辖军人?”张作霖先是一顿臭骂,然后说道:“枪杆子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你们懂什么?你们给王岷源(王永江号)牵马扶镫都不配。”汤玉麟自此对王永江嫉恨不已。

1917年春节,汤玉麟等在省城设宴,招待“省中诸长吏”,却惟独不请王永江,张作霖驾到后没有看见王永江,心生不满,查问为什么不请王处长。孙烈臣应声答道:“我们把王漏掉了。”张作霖听此顿时暴跳如雷,大为恼火地说:“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了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就辞职。”而汤玉麟顶撞张作霖:“你甭骂街,辞职算不了什么。”两人不欢而散。

王永江乃张作霖新启用的左右手之一,张既自诩为汉高祖刘邦,要招纳地方贤俊,对于王永江这样的得力助手,他当然要极力庇护之。因此,汤玉麟宴“省中诸长吏”却不请王永江,既是对王本人的轻蔑,也是对张作霖的不恭和反抗,张作霖岂能受这口气?

也因此,面对汤玉麟和其他受其煽动的武将递交上来的,要求把王永江撤职的呈文,张作霖使出其“绿林”时代的作风,“把呈文撕得粉碎”,指着汤玉麟的脸破口大骂,完全没有一点点招纳贤俊的“帝王风采”了。

张作霖的这一作法,给了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趁机与汤勾结起来,共同对抗张作霖,要求张任命冯为省长,汤为二十七师师长,否则他们将自由行动,并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而且,他们还采取积极行动,一面招募土匪,策反军队,一面派人扰乱省城。张、冯、汤之间的矛盾步步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紧张局面之中,长于谋略的张作霖,并不着急亲自动手去讨伐冯、汤二人,而是积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在势力上先压倒对手。

首先,张作霖召开了二十七师全体团、营长会议,团结了内部;过去一度附和汤玉麟的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等,见“玉麟欲不利于作霖”,都站到张作霖方面,表示拥护“张将军”;洮辽镇守使吴俊升,也赶到沈阳,向张作霖表示:“若是大帅想打,俊升带队打前敌。”集体效忠,使冯、汤二人的策反成效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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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其次,张作霖还设法取得了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大力支持。本来,冯、汤二人也有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但苦于黎元洪有职无权,北京政府实权在总理段祺瑞手中。黎元洪曾派他的秘书持信到新民与汤玉麟联系,不料此信被张作霖所得,张立即将此转给段祺瑞,段马上致电张作霖,表示动员第九师和第十三师协助奉天“戡乱”。不仅如此,张作霖还通过他的日本顾问,求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早有独霸东北之意的日本对此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面对张作霖如此强大的靠山,冯德麟吃不消了,干脆先偃旗息鼓,抽身撤退。因此,当汤玉麟到北镇想和他联合时,他“拒而不纳”。汤玉麟无奈,只好逃往医巫闾山寨做个山大王自保,但此时张作霖却寻上门来。1917年3月29日,张作霖下令免去汤的旅长职务,任命邹芬代理五十三旅旅长,并命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和骑兵团长张作相,讨伐汤玉麟。此时的汤玉麟再也没有当初宴会上顶撞张作霖的勇气了,他落荒出逃,投奔到了辫帅张勋麾下。

张、汤之争以汤玉麟的大败而告终,冯德麟虽然偃旗息鼓,自动退出与张作霖的对抗,但他并不完全是因为害怕张才退出,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起,因为他手中仍控制有二十八师。张作霖对此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不放过每一个时机以吃掉冯德麟来实现他的霸业。

机会终于来到了。1917年7月,辫帅张勋上演复辟丑剧,张作霖略使手腕,便将冯德麟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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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张勋

事情是这样的: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张勋在策划复辟时,张作霖是大力支持赞成的,因而颇受辫帅的优待。同时,冯德麟也积极参与其事,想借此而建其“功业”。但当复辟进行时,机警的张作霖见赞成者甚少,便对此事之成功率打上问号。他想从复辟中大捞好处,又不想受牵连而损霸业。正当此时,袁金铠又为其出谋划策:“冯德麟因你升为督军,时有不平之色……莫若令其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翎之功,不成以冯当之,卧榻前免得他人酣睡,亦调虎离山之计也。”

对袁金铠的这番进言,张作霖“深以为然”。他惟恐冯德麟在京“为人勾引,有不利于己之行动,特电冯氏委为(奉天)全权代表……并谓如有关奉军问题,请随时与绍帅(张勋)接洽办理。”就这样,张作霖左手准备领功,右手准备推罪,还顺便弄了个“抓功者”、“替罪羊”,使其横竖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果然不出所料,张勋的复辟丑剧遭到了全国的强烈反对。原来支持张勋借以赶走黎元洪的段祺瑞,见目的已达到,马上转身举兵反张勋,以“再造民国”!而张作霖呢,他照事先计划好的办法,见张勋败局已定,遂抛弃亲家,“坚决”紧跟段祺瑞段总理,令前往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福,晋谒段总理。段问:“张督军派尔何来?”答:“讨总理吩咐。”段闻之大喜,拍案叫好:“不料张雨亭,他还赞成民国。”一个“不料”,张大帅的真面目便显露在眼前。就这样,张作霖“以高骑墙头为其本领,嗣见何方强盛,转而去彼就此”,成了反对张勋复辟的人物了。

张作霖见风使舵,成了反对复辟,“赞成民国”的“先进”人物,却苦了冯德麟。他在复辟时尽心尽力,以为事成之后。定能青云直上,取张作霖而代之,却万万没有想到,翎顶辉煌,仅是昙花一现,“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臣”头衔没几天。上演了仅12天的复辟丑剧在全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狼狈收场,冯德麟化装成日本人出逃,到了天津车站即被曹锟所部逮捕,押送北京拘禁,7月15日,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

张作霖终于可以任意揉搓这个对头了,冯德麟被捕的消息传至奉天后,冯的妻子,“不得不矮下身来”,大搞“夫人外交”,求救于张夫人。这时的张作霖为了表示他的宽大,特别是为了争取冯部官兵的好感和考虑他们多年“绿林”的“友谊”,大做好人,电请段祺瑞释放冯德麟。段也不惜送张大帅一个好人做,以“冯参加复辟证据不足”为由,仅给以吸食鸦片罪罚金800元的处分。

从此冯德麟成了一个无声无味无权无勇的人物,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和张作霖相斗了,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和张作霖修好,并拉回汤玉麟同归奉天。他的二十八师兵权,也就完全为张作霖所控制。冯德麟栽倒,张作霖成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欣喜之余,张作霖的脑子又转动起来,他在想些什么呢?

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当“奉天王”,他采取种种手段,先是赶走了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实力派人物许兰洲,控制了黑龙江,又逼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控制了吉林,自己成了“东北王”。

当上了说一不二的“奉天王”,张作霖并不满足,他意在整个东北三省,“东北王”的滋味肯定要比“奉天王”的滋味好多了。于是,他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兼并黑龙江、吉林两省。对黑龙江,张作霖用的是趁乱出击,一次得手的办法。当时黑龙江的政局,在帝俄势力的影响下,较为混乱,其统治者不断易人,到1917年,局势由“俄国道”、前海参崴总领事毕桂芳和该省实力派、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共同控制。但毕、许二人不和,毕桂芳有职无权,处处受许兰洲的掣肘,许本人在黑龙江经营多年,早有夺取黑龙江省大权之意,并因此和张作霖关系甚“铁”,被人称为黑龙江的“张作霖”。

1917年6月,许兰洲乘北京政府混乱(黎段“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之机,勾结黑龙江省的两个旅长——英顺、巴英额等密谋,让他们逼走毕桂芳,并答应事成后,“以师长位置相许”。英顺等人何乐而不为?他们于是直接到督军署,要毕桂芳让位于许兰洲。毕无奈,只好通电辞职。6月24日,许兰洲率文武官员到齐齐哈尔车站“欢送”毕桂芳离职,之后,便欢喜得意地当上了督军。

然而,一心想夺黑龙江实权的许兰洲哪有意给英顺、巴英额师长之位?他们只不过是许兰洲“夺印”棋盘上的一粒小子而已,弃之不惜,他要他的人当师长。而英顺等人在遭如此戏弄之后,也不甘罢休,决定来个反击战,他们赶到哈尔滨,把自己不久前所遗弃的旧主子毕桂芳追回,让他在呼兰继续主持督军兼省长的“公务”,英、巴二人并代他发表通电,痛斥许兰洲夺权。

英、巴再次立毕桂芳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后,黑龙江省出现了两股势力对峙的局面,即“拥护”毕桂芳的英、巴两旅,占领呼兰、海伦一线,反抗以齐齐哈尔一带为基地的许兰洲。双方似上弦之箭,一触即发。

善于抓住时机的张作霖开始出动了。他耍出两面手腕,派其部下孙烈臣“急行赴黑,观察一切”,同时,一面与英顺会面,获得英顺的信任及“肺腑之言”:“一切唯张之命是从”,一面又到齐齐哈尔面见许兰洲,同样得到许的“心里话”:“唯雨帅(张作霖)之命是从。”在得到对峙双方对自己百般信任的信息之后,张作霖立即致电给他的靠山之一、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保荐他的同乡,也是儿女亲家的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8月13日,鲍贵卿在张作霖的护送下到黑龙江接任,第一步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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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紧接着,张作霖又与段祺瑞合谋,将许兰洲所部5营骑兵和3营步兵强行调至奉天,任许为东路剿匪总司令,驻守西丰,使许兰洲这位黑龙江省的“张作霖”成了自己的“高级俘虏”。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黑龙江,张作霖又从奉天调去10营奉军,由日后在西安事变中名藻一时的旅长孙鸣九率领,进驻齐齐哈尔。当英、巴两旅长反抗奉军入境时,张作霖又以“剿灭蒙匪”为由,调吴俊升二十九师北上,进行武装调停。英、巴不服,想继续反抗,却立即被北京政府罢官免职。

曾与张作霖过从甚密,想借此而独霸黑龙江的许兰洲偷鸡未成反蚀把米,成了张大帅的“高级俘虏”,而曾向张作霖交过心,想捞个师长之职的英顺、巴英额,也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落得个被罢官免职的结果。只有张作霖,稳坐钓鱼台,大收渔翁之利,兼并了黑龙江省。

兼并吉林省,着实费了张作霖的一番苦心。原因是吉林省本身独立性较强,况且当时内有北京政府混乱,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张作霖操纵起来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

张作霖吞并吉林采取的第一步是逼孟恩远辞官。孟恩远时为吉林督军,在吉林经营十余年,资格比张作霖要老。为此,张作霖大感不快。奉天在前清时为总督驻锡地,他不愿范围以内再钻出一个“大哥”来。事有凑巧,在张勋复辟时,孟恩远曾颇为积极,在吉林挂起龙旗,大张旗鼓地讴歌复辟,效忠溥仪和张勋。复辟失败后,孟恩远虽摇身一变,将自己装扮成“拥护共和”的英雄,并将其参加复辟之罪推给其督军参谋长高联甲,自己潜回吉林,企图蒙混过关。

张作霖乘机抓住孟恩远的这一把柄,策动在北京的吉林议员于贵良等,控告孟恩远“复辟附逆”,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恩远。1917年10月18日,北京政府下令,革去孟恩远吉林督军职位,改派田中玉为吉林将军。田中玉何人也?乃段祺瑞亲信,察哈尔都统,与日本人关系极为“良好”,派驻在此,岂不正好?

但孟恩远却不吃这一套,一怒之下,他干脆调兵于吉、长之间,宣布吉林独立,而张作霖对北京政府的这一纸令也不满意,他本意在于罢免了孟恩远以后,由他直接接防吉林,却不想他的段总理将其亲信田中玉派了过来。与其让新政敌田中玉来,还不如让孟再干一段为好。因此,张作霖放弃了其要求撤罢的计划,转而在“中央”和孟恩远之间,采取斡旋态度。果真,在直系军阀组织的几省督军联合发表的留孟宣言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允许孟恩远“督任延期”,吉林同时也取消了独立。

张作霖的原意是让孟恩远再干一段时间就可以下台了。事与愿违,当时北京政府中又爆发了皖、直两系军阀在对西南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主战”与“主和”的分歧和斗争。皖系一度败北,北京政权由直系军阀王士珍执掌,而孟恩远由于其亲直态度,处境有了好转。到后来,为了镇压哈尔滨和中东路俄国工人和士兵及中国工人驱逐沙俄白匪头子霍尔瓦特的斗争,北京政府又派孟恩远率兵5000人前往哈尔滨,支持霍尔瓦特。孟的处境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其地位也开始再次牢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得不改变主意,致电北京政府暂时留住孟督,等候时机的成熟。

第一个回合,由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督到致电北京政府暂留任孟督,张作霖失败了。但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另辟蹊径。

张作霖新辟的“途径”是插手北京政权,企图在中央取得一定地位之后,再卷土重来。张作霖想在中央取得一定地位,最理想的投靠人选当然是段祺瑞了,而其时,段祺瑞为了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也正积极拉拢各路“英雄”,张作霖正是他心中所念之一大主力,二人于是一拍即合。

首先,段祺瑞以副总统为诱饵,拉拢张作霖派兵入关,并在张入关途中,又将存于秦皇岛的军械作为奖赏。由此,奉军在秦皇岛还上演了一幕“劫械”剧,为其发展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紧接着,张作霖要回报段祺瑞了。1918年3月29日,张作霖兵临城下,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段祺瑞内阁、增设东三省巡阅使(给自己设的官位)等要求,并在天津组成了奉军“南征”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委段祺瑞亲信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准备支持段的“武力统一”的政策,进行“南征”。面对这一强大攻势,王士珍内阁惊惶失措,被迫辞职,冯国璋只好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张、段二人配合颇为密切。

但段、徐并不是真的想给张作霖什么,而只是利用他来给自己保驾,聪明的张作霖怎会识不破?1918年秋,他以防御苏俄为名,开始将奉军从南方陆续撤回,并革除了徐树铮副总司令的职务。果真,在同年八、九月间举行的正、副总统选举中,段祺瑞败北,而张作霖的副总统美梦也落空了。但在段手中未得到的东西,张作霖却从新北京政府手中得到了。为统一东北军政指挥,以对抗苏俄的革命势力,北京政府于9月5日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与过去的东三省总督地位相似,张作霖总算有点补偿了,回过头来,他便可以借东三省巡阅使的身份,向吉林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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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督军孟恩远

此时的吉林督军孟恩远,为了博取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的好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断扩充军队,搜刮军饷,镇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工人,引起了吉林人民的极大不满。张作霖见此,再次玩弄其惯用伎俩,于1919年6月,唆使吉林人何宗仁等分别向国务院及东三省巡阅使署控孟纵兵殃民8大款,并分派代表赴京赴奉,恳请罢黜孟恩远,保举孙烈臣为吉林督军。这一招果然灵。7月6日,北京政府即给孟一个“惠咸将军”,令其来京供职,调比较温和的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

孟恩远不愧是孟恩远,他再次违令,坚不卸任,坚不离开吉林。但这时的张作霖已不是两年前的张作霖了,他是东三省巡阅使,他要行使其“职权”。于是,他立即动员军队,派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南路总司令,二十九师师长吴俊为北路总司令来攻打吉林。也就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又插手此事,为了支持张作霖,他们在长春故意挑起事端,制造了“宽城子事件”,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长春的吉林驻军,全部退出30里外,待“督军问题解决后”,才能复原。

在亲日派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立即做出表示,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吉林第一师师长,主张对张作霖和北京政府进行抵抗)免职。高士傧还做了一番抵抗,但在日本的武装干涉、奉军的围攻和从内部收买而瓦解,他自己也在孟恩远的劝阻下停止反抗。孟恩远本人则看出大势已去,用长途电话向张作霖表示愿意交出吉林政权,并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说服高士傧了。”不管怎么说,总之,他是败给了张作霖。

东北三个省,现在是一一落到了张作霖的手中了。善于经营的他,终于从一个马贼,一个小土匪一步步高升,经统领、师长、督军而到独霸三省的“东北王”。

满蒙之王入关称帅

军阀混战之际,张作霖先是联皖抗直,后又加入八省反皖同盟。第一次入关,打败徐世铮,成为北京政府四巨头之一,又兼蒙疆经略使,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由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

当时的关内,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争夺更为厉害,军阀混战连绵不绝,而主要的军阀混战为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的直系和西南各小军阀与日本支持下的皖、奉系之间进行。此时的皖系已没落,奉系便开始独自与直系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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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

张作霖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1919年6月,北京政府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授予节制内蒙、新疆、甘肃、陕西军队的全权。徐上任后在西北积极扩张势力,其权力比东三省巡阅使还大,这一切,引起了对满蒙早就垂涎三尺的张作霖的不满,他早在1918年即因徐树铮滥用奉军饷械发展自己势力而与之产生过激烈的冲突。这时,他看到徐又来威胁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是忿恨不已。因此,他决定抛弃过去几次与之合作过的皖系,而与直系联合,共同反对皖系,他们秘密结成八省反皖同盟,准备倒皖,这也就有了张作霖的第一次入关。

1920年5月间,吴佩孚从湖南带兵北上,6月初进驻豫、直各要地,徐树铮也急忙由库伦回京,调动皖军准备战争,直皖之间形势紧张起来。但张作霖却不急于马上用兵,他要耍手腕,以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他要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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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

1920年6月19日,应总统徐世昌之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张作霖带两营卫兵,乘坐架有机枪的列车进入北京。以“调停人”姿态进入北京的他,却在暗地里与直系首领,他的儿女亲家曹锟暗通声气,并南下保定与曹会谈。在这期间,总统徐世昌罢免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徐树铮对此咬牙切齿,他知道张、曹的勾结,却故装不知,还以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会晤,准备下手除去张,未成。他又派姚步瀛等13人组成的暗杀团,携12万元巨款到奉天暗杀张,还是没有成功。

徐树铮暗杀张作霖没有结果,张作霖对徐树铮实施“讨伐”大获全胜。则回到奉天后,张作霖立即脱去“和事佬”的外衣,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大诉心中“不平”,“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此次在京,备患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表示要武力调停,并致电曹锟:“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同时,他调第二十七、二十八师陆续入关,分布在京津、津浦西路和马厂、军粮城一带,一时,奉军人数达到7万之多。

7月10日,段祺瑞下令总攻击,1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直皖战争正式爆发,经过几日的激战,皖军大败。19日,段祺瑞自请免除本兼各职,23、24日,直奉两军陆续开到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直皖战争以直奉大胜而告终。

8月4日,张作霖以“胜利者”的姿态,以300名仪仗队为先导再次“莅临”北京,与曹锟共同组成了靳云鹏内阁,并与曹锟、徐世昌、靳云鹏一起召开所谓的“四巨头会议”,商定控制北京政权的大计,曹、张二人成为控制北京政府的中枢。不仅如此,张作霖还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一方面派兵占据津、京要地,一方面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至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分别任命张景惠、汲金钝等为察、热两都统,并使得非奉系的绥远都统马福祥只好“望尘景附”。

借直皖战争,张作霖派兵入关扩充势力,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不仅成为北京政府的中枢人物之一,而且还以蒙疆经略使的名义,管辖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满蒙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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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

张作霖再次问鼎北京政府,打败吴佩孚,一时威风八面,辉煌至极,但部下郭松龄却于此时做好了倒戈反张的准备。郭松龄倒戈被镇压,张又作第三次入关之美梦了。

直皖战争后,直奉共执北京政府之权,但由于各自野心的膨胀,他们的合作未能得到维持。由于权利的分赃不均,最终爆发了直奉之间第一次战争。奉军在此次战争中大败,张作霖不得不带着满身的遗憾和“无官一身轻”(北京政府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了张作霖所兼各职)的“感觉”,撤回了东北,张作霖的第一次入关到此结束。

但张作霖没有死心,回到东北后,他攒足劲头,准备第二次入关,问鼎中原,问鼎北京政府。时机也正慢慢降临。

1922年直系军阀打败奉系张作霖后,独控了北京政府。不久,他们便撕下和平、共和之面具,开始以其军阀之野心和手段进行他们的统治。1923年2月,吴佩孚撕下“劳工神圣”的外衣,残酷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造成了举国悲愤的二七惨案。10月,直系又出演一起臭名昭着的“贿选总统”的滑稽闹剧,曹锟贿选而为总统。这一切,都引起了全国人民,乃至各派势力的唾骂和攻击。不仅如此,吴佩孚妄图凭借其实力,以“武力统一”中国。此时的直系,真是“气骄志矜,不可一世”,对奉军则也是“以为不堪一击”。

面对吴佩孚不可一世的进攻姿态,张作霖在整军备战的同时,早已着手拟定了对直作战计划,此时正值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夺上海地盘(这是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一着棋)。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虽然卢永祥不敌齐燮元而败北,但此次战争却直接引发了张作霖对直系的用兵。

9月4日,也就是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向直系挑战,他在给其儿女亲家曹锟的电文说:

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弟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

“情深意长”而结为“亲家”,却说翻脸就翻脸,并且还堂而皇之地列出许多条理由来说是为民请愿,替天行道!

说罢这番“为民请愿”的话后,张作霖便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于9月15日将所部编为6个军,浩浩荡荡向关内进发。奉军的作战战略是:集结主力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敌军以决定性打击。而直军也是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军队,在吴佩孚的率领下分三军向奉军进击,吴佩孚甚至夸下海口,叫嚷道:“我出兵二十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秀才出身的他,怎么竟忘了骄兵必败这一古训呢?

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不相上下,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奉军要略占优势。也是吴佩孚倒霉,就在双方战斗激烈之时,直系第三军在冯玉祥率领下从前线倒戈回京,驱逐溥仪出故宫,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这使直军军心大乱,却帮了张作霖的大忙。奉军乘机迅速出击,截住了敌军退路,使直军主力陷于奉军的包围之中。

吴佩孚紧急回京救援,却已无一点希望,因为所有可能的路线全被奉军占领,或因其他军阀的“中立”而无法通过,更无法派兵。到10月31日,直军官兵除重要将领由秦皇岛乘船逃同天津外,全为奉军所俘。11月3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在奉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夹攻下走投无路,只好率残部2000余人,乘华甲运输舰浮海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内躲避起来,他的“武力统一”的梦也烟消云散。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大败而告结束。

东北之王,最有骨气的军阀——张作霖小传

冯玉祥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张作霖再次入关,进入北京政府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因冯在发动政变后,也不知所措,只好请段祺瑞再度出山,先改组政府,维持政局,另又电请南方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也不忘北方的张作霖。由于张作霖当时所允诺的是“奉军不入关”,冯玉祥因而比较放心。

可是控制北京,成一国之主实在太诱人了,奉军得胜后,张作霖不惜违背诺言,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并以之作为后盾,再度插手北京政权。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赶到天津,14日便进驻北京。15日,张、冯、卢等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共掌北京政府。

冯玉祥虽然比较倾向革命,倾向拥护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但因张、段咄咄逼人,根本无意于孙中山而作罢,而张、段二人,此番又是“握手言和”,共同对付孙中山了。他们虽然表面上电邀孙中山北上,但在暗地里却施展种种诡计,反对孙中山的反帝革命主张,并提出什么“外崇国信”,召开什么“善后会议”,以和孙中山相对抗。

1925年3月12日,刚到北京不久的孙中山因病与世长辞,张、段心中的石头终于可以落下来了。此时,冯玉祥也早已被他们排挤到京西天台山“休养”去了,过河拆桥,北京政府终被张、段二人所掌握。

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到关内抢夺地盘。至1925年初,奉军已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到6月,其触角已伸到了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此时的奉系,此时的张作霖,真是威风至极,猖狂至极。第一次入关带着满身遗憾而回的张作霖,终于在两年后再度入关,并“辉煌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第二次入关,张作霖不该有什么遗憾了吧。

就在张作霖春风得意之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1925年11月下旬,张作霖的部将,拥有重兵的郭松龄,在滦州从背后给了他狠狠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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